ON YOUR MARK

跟P中圖書館延期了兩次，終於把第五卷給讀完了...... OTL。

《宛如飛翔》第五卷〈北京行〉的重點，
大致可以劃分為前半段的
大久保前赴清國，就台灣牡丹社事件進行談判，
以及，後半段章節中，
宮崎八郎與中江兆民翻譯之盧梭《民約論》邂逅 二部分。

個人很喜歡大久保利通於牡丹社事件談判中，
堅持以檯面上辯論的方式，與清國政府交涉的強悍決心與耐力；
而司馬遼太郎對於日本談判團隨行國際公法顧問、法國法學家‧波瓦斯那德，
那句「他天生就喜歡幫助別人，只怕在沒有比此一個性更適合當一個法學家」評論，
也是氣氛緊繃的小說前半段中，
難得讓人會心一笑卻也深以為誡、為座右銘的巧妙場景。

小說後半段對於盧梭《民約論》未及於幕府末期引進，
因而，亦無法滲入明治維新這場革命，影響參與這場革命之眾人的思想、想法，
進而間接導致 日本帝國憲法雖亦名為「憲法」，
卻與當時分別經歷獨立戰爭、1789大革命而誕生之美國憲法、法國憲法，
對於「民權」之理解，如此不同 的詳細描述，也是相當精采的部分。

總之，還是要再用力推一下這部小說。(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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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此番談判，
大久保絲毫不曾有過黑箱作業或是檯面下的協商。
此人的強悍之處，也就在這兒了。他彷彿一個法國革命時期的議員，
自始至終只相信辯論，自始至終只想在談判桌上把事情解決。
……
東洋的政治藝術向來不信任表面上的辯論，總是習慣黑箱作業。
好比在關原一役的前夕，諸位諸侯決定去向，
也不是在公開的場合經由公開的討論而決定，幾乎是全靠黑箱作業定案。
在清國也是一樣。到了清末，這種現象尤其明顯。
這次的談判，清國大約作過這樣的預期，也作過這樣的期待吧。
若真有雙方地位較低的官員不斷地接觸、不斷地設宴談事，
並召妓密談，也是不足為奇。
……
但所有的黑箱作業，大久保一概不用。
倒不是沒有能力用，而是因為他在幕末時所負責的革命政略
幾乎就等於是黑箱作業了……
然而身在北京的大久保，卻一變而為一個只相信辯論的人。
這可以說是自幕末至維新志士一貫的氣質。
（〈在北京的日子〉，頁125 - 126）

「如此拖延談判的時間，無非是想正名，
不論是和是戰，即使最後談判破裂，在道理上仍得取得勝利。」
（大久保致三條實美書信，〈在北京的日子〉，頁126）

宮崎八郎其實是個可以「思想」的人，
只是在這段時期，他壓根兒沒有想過，
所謂的文明可以是人類共通的思想。
由於不曾接觸過，便也無由得知
世上的確存在著這種「東西」，的確存在著這種思考模式。
（〈壯士〉，頁201）

不過，這教宮崎八郎的心靈為之戰慄的盧梭《民約論》，
究竟是如何流傳開來的，或許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吧。
只是，這說明了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在未曾和世界的幾個大思想接觸下所成立的。
倘若盧梭的《民約論》於幕末引進，
那麼這一番大變動勢必將更加多采多姿了，但事實上卻未能如此。
盡管是姍姍來遲，但總算有了一項戮力為這場革命添加思想性的運動正待展開，然而對早已完成革命、刻正握有大權的太政官來說，
這遲來的思想不過是障礙、大敵罷了。
正是因為介意這層微妙的關係，我才做了過多的推敲。
（〈肥後荒尾村〉，頁252）

比方，明治八年六月，政府頒布了一道法令曰為「讒謗律」。
此法專用來壓制反政府言論。
先前政府也曾為了壓制報紙的反政府言論而頒布「報紙發行條例」，
但光是這條法律卻鎮壓不住洶湧而來的反政府攻擊，
於是這才有了「讒謗律」的產生。
此法禁止人民對大眾公然非難某人（實際上是指政治家），
同時不論其所非難者有無事實根據都屬犯罪。
可見明治八年時，
反政府的思想及言論已經猖獗到不得不如此鎮壓的地步了。
（〈明治八年‧東京〉，頁299）

事實上，
日後他(←伊藤博文)又藉著由他自己所起草、運作，
乃至發布的「帝國憲法」，一舉「吸收」了自由民權的浪潮，使之失去了力量。
這部憲法是所謂「欽定」，正是由天皇所頒定的。
並非如中江兆民所言，是恢復人民固有權利的條文，而是「恩賜」得來的。
（〈明治八年‧東京〉，頁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