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P中圖書館延期了兩次,終於把第五卷給讀完了...... OTL。

《宛如飛翔》第五卷〈北京行〉的重點,
大致可以劃分為前半段的
大久保前赴清國,就台灣牡丹社事件進行談判,
以及,後半段章節中,
宮崎八郎與中江兆民翻譯之盧梭《民約論》邂逅 二部分。

個人很喜歡大久保利通於牡丹社事件談判中,
堅持以檯面上辯論的方式,與清國政府交涉的強悍決心與耐力;
而司馬遼太郎對於日本談判團隨行國際公法顧問、法國法學家‧波瓦斯那德,
那句「他天生就喜歡幫助別人,只怕在沒有比此一個性更適合當一個法學家」評論,
也是氣氛緊繃的小說前半段中,
難得讓人會心一笑卻也深以為誡、為座右銘的巧妙場景。

小說後半段對於盧梭《民約論》未及於幕府末期引進,
因而,亦無法滲入明治維新這場革命,影響參與這場革命之眾人的思想、想法,
進而間接導致 日本帝國憲法雖亦名為「憲法」,
卻與當時分別經歷獨立戰爭、1789大革命而誕生之美國憲法、法國憲法,
對於「民權」之理解,如此不同 的詳細描述,也是相當精采的部分。

總之,還是要再用力推一下這部小說。(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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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此番談判,
大久保絲毫不曾有過黑箱作業或是檯面下的協商。
此人的強悍之處,也就在這兒了。他彷彿一個法國革命時期的議員,
自始至終只相信辯論,自始至終只想在談判桌上把事情解決。
……
東洋的政治藝術向來不信任表面上的辯論,總是習慣黑箱作業。
好比在關原一役的前夕,諸位諸侯決定去向,
也不是在公開的場合經由公開的討論而決定,幾乎是全靠黑箱作業定案。
在清國也是一樣。到了清末,這種現象尤其明顯。
這次的談判,清國大約作過這樣的預期,也作過這樣的期待吧。
若真有雙方地位較低的官員不斷地接觸、不斷地設宴談事,
並召妓密談,也是不足為奇。
……
但所有的黑箱作業,大久保一概不用。
倒不是沒有能力用,而是因為他在幕末時所負責的革命政略
幾乎就等於是黑箱作業了……
然而身在北京的大久保,卻一變而為一個只相信辯論的人。
這可以說是自幕末至維新志士一貫的氣質。
(〈在北京的日子〉,頁125 - 126)

「如此拖延談判的時間,無非是想正名,
不論是和是戰,即使最後談判破裂,在道理上仍得取得勝利。」
(大久保致三條實美書信,〈在北京的日子〉,頁126)

宮崎八郎其實是個可以「思想」的人,
只是在這段時期,他壓根兒沒有想過,
所謂的文明可以是人類共通的思想。
由於不曾接觸過,便也無由得知
世上的確存在著這種「東西」,的確存在著這種思考模式

(〈壯士〉,頁201)

不過,這教宮崎八郎的心靈為之戰慄的盧梭《民約論》,
究竟是如何流傳開來的,或許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吧。
只是,這說明了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在未曾和世界的幾個大思想接觸下所成立的
倘若盧梭的《民約論》於幕末引進,
那麼這一番大變動勢必將更加多采多姿了,但事實上卻未能如此。
盡管是姍姍來遲,但總算有了一項戮力為這場革命添加思想性的運動正待展開,然而對早已完成革命、刻正握有大權的太政官來說,
這遲來的思想不過是障礙、大敵罷了

正是因為介意這層微妙的關係,我才做了過多的推敲。
(〈肥後荒尾村〉,頁252)

比方,明治八年六月,政府頒布了一道法令曰為「讒謗律」。
此法專用來壓制反政府言論。
先前政府也曾為了壓制報紙的反政府言論而頒布「報紙發行條例」,
但光是這條法律卻鎮壓不住洶湧而來的反政府攻擊,
於是這才有了「讒謗律」的產生。
此法禁止人民對大眾公然非難某人(實際上是指政治家),
同時不論其所非難者有無事實根據都屬犯罪。
可見明治八年時,
反政府的思想及言論已經猖獗到不得不如此鎮壓的地步了。
(〈明治八年‧東京〉,頁299)

事實上,
日後他(←伊藤博文)又藉著由他自己所起草、運作,
乃至發布的「帝國憲法」,一舉「吸收」了自由民權的浪潮,使之失去了力量。
這部憲法是所謂「欽定」,正是由天皇所頒定的。
並非如中江兆民所言,是恢復人民固有權利的條文,而是「恩賜」得來的

(〈明治八年‧東京〉,頁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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