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YOUR MARK

轉載：哪裡有問題 就往哪裡去 / 專訪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

文 / 陳韋倫
破報POTS 復刊648期 2009.2.20  http://www.pots.tw/node/1817

楊友仁是這麼稱呼自己的樂團黑手那卡西─「矛」派樂隊。

他說搞音樂不是為了自己爽，
幾年下來他們學會從社會矛盾位置出發，他們的行動是文化、是音樂。

《黑手參》的發行令人驚覺這支樂隊強韌地挨過12個年頭；
一方面幾位團員的身影穿梭於抗爭場合，
另一方面又不甘僅作為一支「社運樂隊」
─了表心意地寫人道關懷式的歌曲，在運動現場哼哼唱唱，加油打氣而已。

由五年前《台灣牛大戰WTO》開始，
黑手那卡西有意識地突圍「為運動而服務」的被動角色，
以文化行動主義進入社運，透過集體創作的方式，培力底層民眾發聲。
與此同時，《黑手參》也拋出另一個問題，
關乎美學感知的落差 ─
12個年頭顯然未能將黑手那卡西逼出音樂上先鋒的步伐，
令人想起香港社運樂隊噪音合作社幾年的聲響實驗得到一片讚美；

更往前一些，
台灣交工樂隊似乎成為今日社運樂隊的標竿，
相對地，黑手曾經這麼感歎：「在社運音樂史上，黑手經常是不被提起的。」


然而是團員們對於文化抵抗的摸索與實踐，
在長期耕耘的運動土壤中，長出這樣一張專輯 ─

過去幾年「讓弱勢發聲」的成果積累，
嘗試讓黑手的群眾進入創作過程，而不僅僅是作為底層聲音的代表。

也想起這麼一段詩句：「這不是布爾喬亞的意像營造。」
可以這麼說，行動幹掉一切上頭，黑手比任何本土樂團走得更快。

在專輯發行之際，破報記者來到黑手那卡西的辦公室，
與其中四位團員：
陳柏偉（以下簡稱陳）、王明惠（以下簡稱王）
與 楊友仁（以下簡稱楊）、莊育麟（以下簡稱莊）進行訪談。

以下是訪問內容：


破：「集體創作」大概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概念？

陳：
黑手那卡西成立之前就有集體創作的概念。
從台灣工人抗爭運動開始改編歌曲，這是集體創作的雛形。

88年新光紡織士林廠關廠抗爭，為了要讓大家一起唱和，
就大家一起來拿一些老歌，看那些可以改掉，符合當時情況。
只是說當時沒有創作全新歌曲。
但是經過改編，對於抗爭過程中的工人來說，
它其實像自己創造出新的歌曲。

那時工委會找了底下幹部和抗爭中的年輕人，
大家一同討論關廠引發的現象。
〈福氣個屁〉其實已具有集體創作工作坊的形式。


破：集體創作工作坊是否有個階段性進程？
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拿起吉他譜出一首歌…

陳：
好像也不是進程。
就是要看參與的人狀況在哪裡。
以〈福氣個屁〉來說，大家都在運動內，
對社會有很多看法，自然而然參與層度很高；

當時也沒有說「或許我們可以來搞音樂」，
反正就是把歌詞弄順，我會寫歌，
楊友仁和他的樂團無聊男子組織會彈樂器，就這樣把歌搞出來。
後來參與無殼蝸牛運動時，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除了歌詞之外，工運參與者也可以發展出旋律？」

但其實很難。

後來楊友仁與無聊男子組織提出歌曲架構，
之中有人提議或許可以加入一段類似饒舌的東西。


破：那時候比較像是提供一個旋律，然後引導大家？

陳：
對，那時候就是有一個架構。
那也不算是引導，因為樂手之間也在摸索這首歌要怎麼組合起來，
有點像在編曲，過程中突然參與的人有一些想法，
把新的歌詞、旋律，在共同創作的氛圍中加進去。


破：〈回家〉、〈阿母的飯鍋〉兩首歌故事性強、情感渲染力很大。
當初是怎麼創作出這兩首歌的？

陳：
1999年時工殤協會開始做「尋找工殤」，
希望整理工殤者和家屬經驗，透過說故事的形式。
一開始我們沒有操作過這樣的工作坊，在過程中發現蠻有趣是：

工殤死亡者家屬怎麼從創作過程，
把他們隱藏在心底、無法對外述說的情感表達出來。
集體創作類似團體治療效果。在過程中互相參看他人，並講述切身經驗。
後來他們想做會歌，但是我建議不要，
因為會很八股。是不是可以講故事、搞詩或寫文章。


破：那〈來自湄公河〉呢？

陳：
TIWA有老公班，叫「男人茶室」，
彼此匯聚在一塊談情感關係、面對社會評語等等。
我請大家回去寫「如何對其他人述說自己的婚姻。」然後拿出來討論，
過程中個人情感不再私秘，具有社會普遍性。

對我們而言，許多運動都不是直接第一線深入。
我們如果是基層工作者，可能對歌曲會有功能性期待。
但是因為身處外圍，所以可以讓他們把想寫的東西寫出來。


破：與社運連結緊密樂團，
黑手似乎刻意維持「俗擱有力」的通俗風格；
在運動與音樂美學兩造間怎麼取捨？

陳：
這過程當然經歷過很多衝擊，譬如說「歌曲到底要不要做得很俗」，
「俗」是說音樂性真的很爛，或是維持一定程度，讓人「覺得這是音樂」。

楊：
我們一直嘗試以文化形式介入，開創另一種抵抗空間─ 進行文化抵抗。
雖然不是直接抗爭，而是德勒茲所說「rhiozme」（多點延伸的根莖）的概念：

如果運動要萌芽、要長出很多根莖，
那我們要變成土壤，那音樂資源可不可以是培養抗議文化的土壤？

「為」弱勢發聲和「讓」弱勢發生是不一樣的；
簡單寫一些人道關懷沒什麼意思，要嘛透過文化行動直接引起社會互動。
這樣就不是關起門來做音樂，而是讓他們能跟我們一起唱歌。


破：所以你們認為自己是社運樂隊嘛？

莊：
我認為是更進入社會運動進行文化生產的組織。
很多抗議歌曲當然有影響力，但是姿態可能不這麼貼近。

楊：
是工人樂隊。社運樂隊只有出現在抗爭場合。
或者，不是一支樂隊，而是群眾團體、文化行動組織；
我們的文化行動主義是透過音樂形式，位置上由具體社會矛盾出發，而不是自己爽。
「矛」派樂隊，哈哈哈！
破：你們怎麼看待另一組社運樂隊「交工」？
你曾經說過：「在社運音樂史上，黑手經常是不被提起的？」

陳：
當時所有目光─文化圈或是社運圈─都放在交工，
認為這是某種文化上的勝利、社運的榜樣。

對黑手來說就怪嘛！
很多人當下把黑手在社運參與視而不見，
或是認為黑手是粗糙的、沒有專注在文化，是為運動而服務的。
對我們而言，是很大的挫折。

但是這樣看社運/樂隊是自我矛盾，還是專注於所謂音樂美學上。
只是剛好交工那時搭著美濃反水庫運動出來，
所以有運動性，被提升到很高層面。

而黑手相對地被忽略；或是拿交工比黑手；
說交工真的很棒。或是黑手不是這麼成功。

這麼多年來黑手沒有散。
重要原因是在當初公委會下組成運動脈絡下，進入成員很多是從運動脈絡進來，
某種想像的目標上，比較有辦法一起做事。

對黑手而言，音樂如何對聽眾、社會運動發生關係，還是比較重要的。